这是一篇迟到一年的稿子。

去年敦煌文博会期间，偶然间认识了苏锦。就由她开车，向着大漠深处而去，穿过密密匝匝的风力电厂，一路都在聊着关于敦煌的话题。

此行的目的是看石窟，车过西千佛洞后没有停下，心里就打起了鼓。但和苏锦认识不到两个小时，也不好多问。

再往前驶出两公里，3间土石房打破了一眼望去的平视感，很突兀地立于眼前。有些破败，更像是拍电影而有意搭设的布景。

党河石窟地面颇具艺术造型的木石建筑。锁华媛 摄

这里是党河边，河水正哗哗流过。它们来自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数千年来滋养着敦煌这片绿洲，也成就了敦煌一千多年的文明。

只一间土石房有门，是简易对开的木栅门，上着锁，写着个手机号，就是苏锦的。

这里并无人居住。

苏锦把门打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小方井，并没什么特别的陈设。这时又有一道木门，再进去，有简单的桌椅，还是土基地面，也没怎么平整，但墙壁粉刷过。

瞬间觉得，此处与苏锦，都很神秘。

苏锦引路，沿墙边的洞口进去，是一条向下的陡阶，窄到只能一人通过，四周均是未打磨的夹杂着沙砾的凹凸不平的墙壁。

攀着陡阶和墙壁下行途中，一只壁虎倏地爬过，显得这里很有活性。

腿都有些打颤时才下到最后一级，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脚下平整的基石向左右两边延伸出去。这是一个被开凿出来的地下世界。

再一个左转，如莫高窟一般的彩绘壁画出现在了眼前，色彩斑斓而鲜艳，一眼可辨的，是普贤菩萨骑象图。

一号窟。陈江晓 供图

苏锦说，就是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那一幅莫高绢画。窟里绘制的，还有藏于当年遗失海外的《地狱图》《行脚僧像》《树下说法图》等精美绢画。

我顿时惊得耳朵失灵，都有些听不清她说的话……

（一）

这里藏着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继续敦煌。

1994年6月23日，为敦煌艺术奉献一生的常书鸿离世。病重之际的他，听到儿子俯在耳边说“爸爸，嘉煌去敦煌”时，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当着前来悼念的领导和亲朋，母亲李承仙对常嘉煌说：“嘉煌，我们去敦煌！”

那里，是常书鸿一生的精神守望。在他的眼里，莫高窟早已不是一个文化古迹或者景点，而是一种文化艺术传承的方式，应该继续用这种方式记录下去。

早在50年代，常书鸿就希望在敦煌附近的岩壁上开凿新石窟，进行新的壁画和彩塑创作，传承和延续敦煌艺术。

继续敦煌，用古老的载体，把现在的文明留给后代。这是一个断代400年的敦煌壁画梦。

1993年，得知旅居日本的儿子回国担任敦煌市政府顾问，常书鸿非常高兴。此时的他，已离开敦煌出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多年，但依然对敦煌艺术心心念念。他给常嘉煌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复原唐代石窟壁画、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等。

在常嘉煌眼里，回敦煌，开凿新石窟，“这是母亲对父亲和敦煌的殉道”。

常嘉煌就这样陪着母亲回了敦煌，在大漠深处的党河河床，开始了这段“替父圆梦”的苦旅。

常书鸿曾说过，敦煌飞天壁画，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2004年，为纪念父亲诞辰百年，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绘制了一幅双飞天壁画，这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幅自然岩体壁画。

顺着苏锦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幅浑然天成的双飞天翩翩而降，正要越过党河水，往我们站立的石窟洞口飘过来。

透过石窟望过去，是常嘉煌2004年绘制的双飞天崖画。锁华媛 摄

敦煌人苏锦，正是因为这幅双飞天壁画，开始了与常家的交集。

高考前夕，苏锦从电视上看到了双飞天，鲜艳的色彩，湛蓝的天，还有常嘉煌开凿的石窟，以及他“继续敦煌”的梦想……苏锦完全被震撼住，当晚就兴奋地写下一份《当代石窟计划书》，按照电视上留下的电子邮件地址，给常嘉煌发了过去。

如此疯狂的举动，“居然得到了常老师的肯定和回复。”

随后她开始外出求学、生活，再回敦煌，当年的冲动也渐行渐远。她开了家青年客栈，打理着自己的生活。

2011年夏日的一天，苏锦接到一个电话：“我是常嘉煌，在敦煌，你有时间来敦煌山庄摘星阁。”

这是苏锦与常家最近距离的第一次接触。

“那时我刚回敦煌不久。常老师说他决定正式回国重启石窟建设，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作为一个敦煌人，有机会参与到敦煌文化事业里，并且能够用自己的能力为之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是何等的荣耀。”

就这样，苏锦成为了常嘉煌党河石窟建造的志愿者，也是他在敦煌的代理人。

（二）

石窟开凿于1996年。

常嘉煌用在日本卖画和海外友人资助的钱，开始挖凿最初的十个洞窟。

挖凿工程浩大。石窟与莫高窟的地理环境基本相同，但开凿更为困难。莫高窟坐落在鸣沙山的断崖上，山石风化碎成砾岩石，相对更容易凿成工整的洞窟；位于党河水边绝壁之上的石窟内壁则是层层沉淀的鹅卵石混着沙土和沉积物，鹅卵石大小不一，石窟墙面和窟顶很难做到平整。

邻近党河边还带来一个问题：石窟底部容易被河水冲刷掏空进而坍塌，于是都江堰的石笼排水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在设置好的铁丝网笼里填充石块，渗进的水通过石块间的大量孔隙及时排出，从而降低了水流对崖壁的侵蚀。

总面积3万平方米、隐藏大小20多个窟的地下世界慢慢形成，由300多米的主通道连接起来，这相当于莫高窟开凿时180年的工程量。为此，常嘉煌花了整整18年。

这是一个建在地下、把古河床、断壁和山岩作为荒漠地区发展文化的构想，最初的规划甚至考虑过在这里建一个文化剧场。

常嘉煌还构想过在洞窟无自然光的环境里，使用最低耗能的LED灯和水循环无土栽培技术，进行蔬菜和水产培育。等石窟具备了生活起居条件之后，再继续进行更有规模的艺术活动。

为此常嘉煌将具备作画条件的4个石窟中的第四窟确定为环保题材，希望把这200平方米的墙面，作为人类环境艺术的创作基地，动员全世界的艺术家（包括孩子），一起来为未来一千年，留下今天的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警示与努力。

1996年开窟的石窟艺术工程，1998年被称为敦煌现代石窟，也叫敦煌卧佛山石窟。2001年改为敦煌现代石窟，2017年更名为当代石窟。2024年，这里正式挂上了党河石窟的牌子。

石窟有三层。从地面沿陡阶一气到底，有三个石窟绘有画作，分别是一号窟“海外遗宝窟”、二号窟“唐代精华窟”、三号窟“中日净土窟”。“唐代精华窟”复原莫高窟220窟，“中日净土窟”由东京浅草寺出资，复原七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奈良当麻寺的一幅精美壁画。

四号窟要顺着陡阶回爬一段后右转，沿着党河水流淌的方向。这里已经有了“艺术家乌托邦”的㾗迹，是典型的西方教堂装饰画风，包括伊朗裔艺术家阿巴斯、匈牙利美术大学的学者，都在这里留下了作品。曾经看护石窟的师傅的孩子，也在这个窟里留下了她心目中的飞天。

党河石窟四号窟匈牙利美术大学学者绘制的西方风格壁画。锁华媛 摄

一号窟已经完工，墙面挂上的那幅《药师菩萨》，还曾被人偷偷揭走，报警之后又悄悄送了回来。正面墙壁上的《药师琉璃光七佛经变图》色彩鲜艳，其他墙面都还在空着。三号窟通道顶部撒下花瓣雨，如梦幻一般，窟内则是典型的日式壁画风格。

党河石窟三号窟通道莲花窟顶。锁华媛 摄

一号窟和三号窟，都留有李承仙画作的痕迹。

石窟开凿5年之后，才具备入窟作画的条件。已是78岁高龄的李承仙，每天上下陡阶，站在脚手架上，用传统画技，一笔一画，将流失海外的精美敦煌绢画复原到一号窟的墙面。当年李承仙追随常书鸿来到敦煌，从临摹五台山图开始，成为当时敦煌研究所临摹壁画最多的画家，在色彩的调配与运用上独具匠心，早已自成一体。将海外遗宝在敦煌复原，更是她与常书鸿守望敦煌一生的夙愿。

三号窟的荷花通道，是李承仙根据自己对敦煌团花藻井的理解，亲自设计并与捐建方东京浅草寺僧人秋元了典一起绘制的。

李承仙争分夺秒地画着，为节省上下82级台阶如厕的时间，她甚至一整天不喝一口水……

墙壁作画需要很强的传统绘画功力，甚至连常嘉煌都心生畏惧，他曾试图协助母亲画过几个图像，均不满意而重新将墙面刷白。

李承仙需要助手。她利用参加艺术交流的各种机会，表达了寻找志愿画工的意愿。

李白玲是她唯一招募到的志愿者。

李白玲是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出身书画世家，对色彩极度敏感，曾赴日交流学习专供矿物颜料使用，将中国古老的矿物颜料技法带回来进行中国花鸟画创作。

磨炼技法将近4年后，李白玲听说了李承仙为“继续敦煌”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2001年4月，李白玲只身赶往敦煌。见到李承仙因腰痛戴着金属护腰，手把着梯栏步履蹒跚下到深深的石窟，她的双眼一下子就湿润了。

李白玲暗暗发誓，决不做浅尝辄止的过客。她带着学生反复观摩历代敦煌石窟，又得李承仙亲授壁画绘制技法，慢慢有了心得。

2003年李承仙故去，把绘制一号窟托付给了李白玲。为了这份重托，李白玲领着一批一批的学生，先后十多次前往敦煌，根据照片，将遗失海外的《普贤菩萨骑象》等绢画，同比例放大再绘制到墙面。

复原一面墙需要3年，每天在脚手架上作画长达8小时以上，还需要自己做饭解决一日三餐。大多数时间，志愿者们都只是简单吃点米面和白菜。在这离城30多公里的大漠深处，饮用水也只能靠每隔几天从城里运过来……

2016年，一号窟绘制完成，李白玲与敦煌的缘分暂告一段落。

（三）

接力棒，交到了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教师陈江晓的手上。

陈江晓是李白玲的学生，早在2002年就跟随李白玲前往敦煌，了解到李承仙对石窟的规划，看到过她爬上爬下绘制壁画时孱弱又坚定的身影，被深深折服。2004年，陈江晓也参与了一部分志愿工作；2016年，她带着玉溪师院的学生再到敦煌，为一号窟勾了点花边。

“这就算是接棒了吧。”

陈江晓决定用十年时间，将莫高窟220窟的壁画复原到二号窟。这是当前莫高窟中最精美、艺术性最高、保存最好的洞窟，常书鸿李承仙夫妻二人数十年都在研究将其复原。李承仙在生前最后几年还找出了整个220窟壁画上所有的残破色块和变色前的原色，绘制出了精细的彩色复原图，希望能在党河石窟里再现壁画昔日的辉煌。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石窟已经掏空了常嘉煌，绘制工作难以维系下去，他甚至都准备按照母亲的嘱咐，买两车水泥把窟封了。

是陈江晓的决心和技能打动了他。

2018年，陈江晓带着6个学生，在一号窟的过道画了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经变图；2019年正式开始画二号窟，没有经费来源，为了减少开支，她和学生只能挤着住在苏锦家里。

那一年，陈江晓对220号窟所代表的唐初壁画在线条和色彩上的表现有了全新的理解，找到了适合复原的画稿纸。为防止壁画变色，她还定下了规矩：一支画笔只蘸一种颜料，尽量不调色，不用混合色。

那一年，她与常嘉煌在党河附近寻找到了最适合壁画人物肤色的澄板土，也经历了一次“心酸的返工”：因为对整墙壁画的经验不足，直到上稿到最后一张要勾线时才发现出现了7厘米的误差……

攒足了经验，却被疫情中断了进程。

陈江晓没有停手，她就在玉溪的家里拿着照片一点一点研究、临摹。2023年初疫情结束，她就带着学生去了敦煌，待了整整3个月，完成了《药师琉璃光七佛经变图》的绘制。

30个志愿画工，有陈江晓自己的学生，也有一直参与作画的李白玲的学生。大家在一个微信群里，一吆喝，能去的就去了，人一多就画得快。但石窟空间有限，一次在窟只能5个人左右，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中午就煮点面条吃。

不停在感受、临摹、研究，再谈创作。在常嘉煌眼里，陈江晓，是他见过的与唐代画工在决心和状态上最为接近的人。

今年5月的一天，我在陈江晓位于玉溪市中心的工作室里与她匆匆一见。当时她已在做着赶赴敦煌的准备。事实上，去年8月11日从敦煌回来后，她一直都在做着准备。今年的目标是完成《极乐经变图》，她需要把全部线条等比例勾出来，带到石窟去，这项工作直到我去拜访前才刚刚完成。

“没有时间数全幅图里有多少线，只是埋头苦干。”陈江晓拿出一大摞绘制好的220窟线条图，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

她还找齐了《极乐经变图》需要上色的颜料。绘制220窟壁画需要的颜料有30多种，多数是自然石料粉，她从网上一一对比购买，最贵的一克就要三四元。光是购置这些颜料，就花掉了上万元。

前往敦煌作画的一应费用，都是她自己四处筹集来的。

传统的石窟作画颜料，有天然矿石，也有人工岩石，价格都十分昂贵。从第一窟开始，志愿画工们都在四处寻找，张掖丹霞地貌提供了不少，云南可以贡献的主要是褚石系列，大约七八种的样子。陈江晓也一一找出来，装进一个大袋子里。

“现在还差天空的颜色。”她说，已动员群里画工们一起去寻找，万不得已，也只能选择调和。好在，到了敦煌后，陈江晓通过常嘉煌从日本带回来的天然矿石色谱，选中了天空的颜色。这样就避免了调和所带来的时间一长就容易产生化学反应而变色，正如我们在莫高窟看到有些壁画上人物的脸是黑色一样。

从陈江晓的朋友圈里，大致能看到今年她和画工们作画的过程：6月19日启程，到石窟后先在河谷下种上巨菌草。按常嘉煌的规划，党河石窟未来将建成生态生活区，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上午种草，下午抹墙，把墙先刷白，然后才能上墙作画。

3天后，李白玲带着学生也来了。去年常嘉煌答应李白玲，可以在二号窟佛龛下面的墙壁上创作她喜欢的荷花图。不破坏总体格局，但注入了新的艺术内容。

最多的时候，有6个人在架子上作画，不到十天，《极乐经变图》就描勾了近1/3。

6月29日李白玲和学生撤走，前后又来了几个志愿者。因为空气不通，留在窟里的5名画工都感冒了，但仍然坚持着作画。

二号窟作画场景。陈江晓 供图

画工们站在脚手架上作画。陈江晓 供图

画工们作画。陈江晓 供图

按计划，今年要完成《极乐经变图》和《维摩诘所说经》的线描，但7月24日陈江晓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伤到了手臂，绘画只能被迫终止。

“大不了闭关作画，60岁以前总能画完。”

陈江晓今年56岁，为了完成二号窟的壁画绘制，6年前她就提前办了退休。

在陈江晓看来，艺术，只有参与了，才能活起来。而敦煌，一旦走进去了，就很难再走出来。今天的人们只能看到壁画，却看不到壁画的活动，那么，把正在经历的真正的感受画出来，哪怕只是复原，今人也就参与到了壁画这项最为传统的艺术活动中，让它活起来了。

“这就值得去做。这就一定要去做！”

（四）

苏锦承担的工作是看护，更是维护。6年前看护员离开后她全面接手，重新做了电路，清理了垃圾，对破败的外观也进行了改善。还要张罗接待服务好分段来这里作画的义工，也会有一些常嘉煌安排的接待和自己对接来的业务洽谈，比如美术专业师生的交流、剧组的取景、机构的团建、研学等活动。

“很多事情是等机缘，契合点到了，就自然而然推起来。项目进行了这么久，不着急了。以前不一样，特别着急，到处找老师聊，感觉有生之年石窟要没点起色，我就白在这里待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老师都请过来，每个洞窟都同时画，这样一两年就画完了。但老师们说不要着急，一年出一个精品就可以了。想想也对，这样也挺好的，慢慢地来。”

站在这石窟之上的党河边，苏锦觉得人太渺小。锁华媛 摄

苏锦有自己的生意要料理，但石窟成了她丢不下的念想。其实她也有很多机会离开敦煌，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交给谁都不放心，所以一直没有走。

“做了9年的志愿者，陪着许多默默为石窟奉献的老师，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苏锦组织孩子们到石窟研学，好多孩子看了壁画产生的过程后表示以后要学修复，她觉得这才是做真正有文化属性的事情。敦煌有名，但敦煌的孩子想不通，甚至吐槽为什么人这么多、就这么个洞窟有什么好看的？“他们不明白敦煌文化的含义。”她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参与进来，理解保护与传承敦煌文化的真正意义。

（五）

2023年9月初的党河边，听苏锦讲述“继续敦煌”的故事，心头的疑问和盘托出，苏锦也不吐不快。直到夕阳在党河水面铺上一层暖暖的金粉，还意犹未尽。

问：有质疑石窟的吗？

答：快29年了，非议也很多。对常老师的，对石窟的，都有。你说石窟是假的，难道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不需要记载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用壁画这样的艺术方式传承这些东西呢？

对于我而言，石窟的是是非非早已就不是干扰的重点，它就像一个流落在外、自由发展的孩子一样，它的存在是真实的，作品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它是触手可及的，剩下的事情做就行了。历史本就是任由人来评说的，又有何畏惧呢？

问：政府和敦煌研究院支持吗？

答：我们是20年前的项目，政府批建，青海石油局还无偿铺设了电缆和输水管，这些年政府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觉得就是支持。敦煌研究院也支持，我们在日本办的巡回展，研究院和敦煌市政府都是作为后援的，也有些专家学者是看完研究院后过来的。研究院内设部门会来搞团建，旁边西千佛洞的新员工和实习生也会来参观。前两年常沙娜先生来敦煌参加西千佛洞的活动时，主动提出要来看看，80多岁的老人，亲自来的。

问：会对公众开放吗？

答：这个我们很谨慎。组织参观或者研学，我们定位10人左右的小团队就差不多了，还必须和石窟的艺术定位相匹配。好多人认为你收门票就有钱了，20元一张票，一个月接待1000人，也2万了。但是我们宁可慢一点，来的人少一点。安全更重要啊，不光是来参观的人要安全，石窟本身的安全也很重要。

也有一些机构想把这里做成一个卖点，说帮做宣传。但有些宣传是不正向的，相反可能还会吸引一些看热闹的，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工作负担。所以我们现在不对外开放，来看必须要预约，我要了解清楚你的背景和需求。

我在门口贴了电话，其实能走到这里来的人，基本上不会是完全不知道的人。我们连路都没有，也没有做引路牌。

当然并不是不希望大家来，但对于拍照打卡发抖音的，还是要筛选一下。

问：会选择更多合作机会吗？

答：靠一己之力是做不成的，常老师身单力薄，也做不到一呼百应，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合作，如果有相应的机构就更好了。这也不是某个人某个家族的事业，50年之后，是要全部交给政府的，现在已经过去快29年啦。

希望是对机构不对个人。因为机构可能更系统化，共同规划共同去推进。

希望真正纯粹的社会公益机构关注。现在帮助我们的老师学生、艺术文化院校，都是公益的。个人来的话，你很难去辨别他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石窟还没有完工，如果有更多的艺术家，不管是雕塑家还是画家愿意参与，这个很重要，也更现实。也是常老师他在努力推动的。

问：最担心的是什么？

答：最担心这件事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想把它改成酒店了。

为保持石窟的艺术性，常老师拒绝了各种侵占式的商业合作，这中间鱼龙混杂，无暇顾及，于是他就独自挑着石窟。所以我们现在保护好石窟，保护好来这里作画、参观的老师和学生的安全。我就做好这两件事就行了。

后记

2024年9月初，陈江晓老师用笔记的方式，记下了今年志愿画工参与党河石窟作画的点点滴滴，并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天然、李俊霞、王俊萍、李源、巫萍萍、岑朝阳、李白玲、陈江晓、张米、陈茵、周丽华、马斯宇、周思羽、郑升华。

今年作画的画工们。陈江晓 供图

她同时还记录下初中生刘娣羽与母亲从西千佛洞下到党河谷，顺党河上游走了两公里到达党河石窟，考察修建保护堤坝的可能性。

“刘娣羽还问我她可不可以带一帮人来画他们的创作，这让我看到了石窟的未来和希望。”

为了父母的“继续敦煌”梦，常嘉煌已经坚持了整整30年，在中日之间往返300余次。如今，他还把建筑师儿子常飞也带到敦煌，融入父子俩的艺术创作构想，将党河石窟项目继续做下去。只要他在敦煌，只要有时间，孩子们来石窟研学，他都会亲自给他们讲解、授课。

常嘉煌给研学的孩子们授课。苏锦 供图

来源丨云南网作者：锁华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