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外景 引自庄尚严《赴英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简称伦敦中国艺展）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参展展品除中国选送的1022件（套）文物外，还有法、德、日、美、苏、印度、瑞典等15国文博机构或个人选送之所藏中国文物，其中不乏敦煌文物精品。这是自藏经洞发现之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首次在国际文物展览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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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傅振伦、庄尚严，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郑天锡三人，全程参与伦敦中国艺展筹备、布展及撤展工作，且事后著有专书，从不同视角对此次展览进行了总结回顾。从中可以看出，此次参展之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皆为精品，间接折射了近代中国文物外流之痛史。

英方宴请伦敦中国艺展筹备人员 引自庄尚严《赴英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

据傅振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载：展厅第三室“室之四隅，安置木刻佛像。壁上悬斯坦因在西北采集之宗教物品及绢帛绘画，此皆由印度政府送来展览者。绘画之中，以西北发现者为最古，或绘於壁，或绘於绢，或绘於纸。敦煌所出，以佛教故事为多。”“佛像木刻，其外多髹以漆。二天王像，为唐末物。一罗汉像，屈身而坐，双手交叉膝上，而撑其首，作默念状，雕刻入神，宋末物也。”该展室内还陈列了华尔纳1925年在敦煌石窟揭取之壁画四方，作者观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华尔纳）遇古代壁画，即以特种油布覆其上而按之，壁上绘画原形，即全现布上；故西北壁画，毁坏不少，其物均归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院。本次展览共四方，视其物，犹有余痛焉。”

展厅讲演室内，“魏晋至唐石刻，明器，以及敦煌古物之一部，均陈列於此。”其中佛道绘画旗幡，大半出自敦煌石室，多系唐代物。展厅小南室内展品，多系法藏敦煌石室出土物品，包括刻版、写经、古书、拓本等。“唐人写经中，有书於纸者，有书於绢者，有墨书，有泥金书。有绘以彩画者，有绣字于色绢者。”该展室内陈列之其他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精品还有：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七月十五日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之图；伯希和所获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阿毗达摩识身足论，每页六行、行十七字，“系鼓山大藏葛昌印造者也”；温泉铭拓本，末书“永徽四年八月”等字，盖唐拓唐裱，“最为可贵”；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柳公全为右卫僧录准公书之金刚经刻石拓本，“石强演劭建和刻也”；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页，亦唐拓，尚有五页，存英国博物院中。作者特别强调藏经洞出土佛像木刻版之珍贵价值：“此木版不特在佛经刻版为最古，亦书刻之最早者也。”

伦敦中国艺展展厅内景 引自傅振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

据郑天锡《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报告》载：“按我国古物流失海外者不知凡几，综计实难”“前清末叶伯希和氏斯坦因氏等在甘新考古所获汉晋木简及隋唐写经本甚丰富，此次陈列不多，无从备述”。对于此次参展之流失海外敦煌文物代表性展品，他专门作了分类简介。第一件是唐代佛行迹图丝画，丝地，著色，伯希和氏敦煌所得，藏于巴黎卢浮宫（Musee’de Louvre Paris）。第二件是唐代佛像壁画，著色，原存敦煌石室，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Fogg Museum of Art.Cambridge Mass.)。第三件是绢绣白佛，斯坦因氏得於敦煌，“虽残，仍为研究唐代古绣之绝好参考品。”收藏者为印度政府(The Government of India)。第四件是柳公权书金刚经唐代拓本，伯希和氏得於敦煌，卷子本首尾完整。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sthequl Notionale Paris）。第五件是欧阳询书化度寺碑，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此欧阳率更化度寺之唐拓本，原存敦煌石室，共为六叶，本件今在法国，外余五叶现在伦敦英国博物馆，按化度寺旧拓，莫古於此，存英五叶，尤为罕见。”第六件是唐太宗书温泉铭，原存敦煌石室，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郑天锡高度评价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欧阳洵书化度寺碑和唐太宗书温泉铭之文物价值：“可谓存世拓本之最古者，本件与柳书金刚经孤本，尤堪珍贵。”同时对于伯希和氏得於敦煌之唐代佛像木刻（收藏者Paul Peliot）亦赞誉有加：“此乃木刻佛像，用以印刷者。存世我国雕版亦莫古於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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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伦敦中国艺展主办方之一和东道主，但英藏敦煌文物并未现身参展。傅振伦指出：“考斯坦因在敦煌所得之写经稿本，凡七千件，其三百八十件，均有年代，上自北魏天赐三年，下讫宋至道元年，无一运来展览，实为遗憾。”庄尚严更对此提出了质问：“考斯坦因发现敦煌石室，在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密交当地道士王圆箓，入洞搜求，捆载二十四箱以至英伦，均隋唐以来古籍经卷及画像也，石室之名，遂传於世。今在不列颠博物馆所藏者，不下两千余件，益以其数次新疆考古所得汉晋古物，此次均秘不陈列，不知其意何居。”

而且展览就在英国本土举办，斯坦因却未前往观展；与其同时代之法国伯希和、瑞典安特生与高本汉等，“凡对我国文化艺术有兴趣者，多不远千里特来参观。惟发现我国古物最多之斯坦因氏。从未闻有人道及，不知何故？”如前所述，参展之海外藏中国文物数以千计，而敦煌文物仅区区数十件；作为掠夺和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国家，对于家门口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采取回避态度，耐人寻味，其中可能既有源自收藏机构自身的技术原因，亦可能存在英方刻意掩饰英藏敦煌文物来源合法性问题的政治考量。

中国知识界对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研究在伦敦中国艺展之前即已展开。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王重民、于道泉等前贤先后赴英法从事海外藏敦煌卷子的整理研究和摄影工作，“两处所藏重要卷子和图书都尽量摄照，工作继续好多年。”但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案头研究，海外藏敦煌文物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沉浸式体验感，是前者无法替代的。伦敦中国艺展上亮相的流失海外敦煌文物，虽然数量不多，而且因英藏敦煌文物的缺席留下一定空白和遗憾，但毕竟是自藏经洞发现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之首次集体亮相，在敦煌学史和博物馆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

中方人员正在布展 引自庄尚严《赴英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

此次展览中的海外藏敦煌文物并未给外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原因有二：一是中英双方在策展和形式设计方面存在理念分歧。傅振伦在《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中批评道：“至于陈列不法，实亦无可讳言。不分年代，不分类别，不分收藏人，不分地域……西北物品，分列六室之多……精品而陈列人不注意之地，绘画高悬半空，均背展览原则。闻吾国人士，时有建白，无奈英人固执成见，饰非文过，竟不接受。此等批评，固非吾一人之私言也。”如前所述，参展之海外藏敦煌文物散布于多个展室，不成体系，观众特别是专家学者难以对其形成完整印象。

二是宣传推广不力。由于文化背景和审美观的差异，欧洲观众对于陶瓷、青铜器、书画等中国文物更感兴趣；展览期间，英国媒体的评论亦倾向于此。如《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发表评论称：“陶瓷、家俱、剔红、织绣、石刻，而尤以书画，在足征中国历史之光荣。”又如《插图伦敦新闻周刊》（Illustrated London News）发表评论称：“展品之两部分——铜器和书画——已足使一般参观者敬仰其不可磨灭的光荣。”但在中方搜集翻译的英国媒体报道中，基本上未见关于参展敦煌文物的介绍或评论。

与此同时，展览主办方“感於展品浩繁，鉴别不易，或以历史不明，统系不清，无从领会者，亦实繁有徒。艺展会为适应此项需要起见，特约专家，分题演讲。”曾于展览期间先后举办24场专题讲座，以普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但其中除了《古代中西交通》《中国纺织艺术》等个别讲座可能有限度涉及敦煌元素外，竟然没有一个关于敦煌文化或敦煌艺术的专题讲座。由此可以推知，在没有媒体造势和主办方推送指引的情况下，参展之敦煌文物的“吸睛度”与社会影响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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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国艺展期间，众多海外藏中国文物参展。“其重要物品，在英大部摄影”。中方筹备委员会购得包括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在内的“此项国外藏品之照片全份”，曾在南京青岛两地，择要展览。嗣后筹备委员会委托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整理编辑。1937年2月25日至3月3日，故宫博物院拣选其中精要物品六百件，在北平景山绮望楼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国外藏品照片展览”。考虑到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定名与来源尚需审慎，加之参展海外藏中国文物是否全部拍照留档亦未可知，故展览主办者指出，此次展览“或亦关心我国文物者之所赞许，惟物品之名称及时代，审定容有未确，端赖识者，热心指正，是亦本院此次举行展览会之征意也”。

伦敦中国艺展带有一定的商业展览性质，不仅发售门票且有所盈余；正因其商展性质，才有可能实现众多海外藏中国文物特别是难得一见的敦煌流失文物同台亮相。但对于中国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敦煌文物之流失不仅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更属近代中国国耻之一；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在伦敦集中展览后，却无法追索回国，国人睹物思史，痛感国家积贫积弱。所幸尚赖摄影术之发达，回国后得以文物照片展览形式引起学界对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价值之重视和研究兴趣。而这批珍贵的老照片亦可谓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影像回归之早期成果之一。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与展示传播有序推进，使我们得以更多、更好地与这些离家百余年的国宝零距离接触。

撰稿丨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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